不能再等了,我要主动出去找机会-《兄弟我在义乌的发财史》


    第(1/3)页

    1999年的春节,我过得很不好,2000年春节,我照旧很糟糕。这两个春节在我人生经历中相当痛苦,属于记忆中的硬伤,时间再久也抹杀不去,像顽固的电脑病毒。

    出租房里除我之外的人都回家过年了,而我连一顿像样点儿的晚饭都没有准备。房东问我为什么不回家过年,我没有说原因。我什么也不想说,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,横躺在床上发呆。

    这一天是大年三十。

    这一天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欢快的节日当中,无人知晓有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人,在义乌农村的一个出租房里偷偷哭泣。当年夜饭的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时,我仿佛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过程,这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无以言表,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。

    鞭炮声把我从一个梦中彻底震醒了,一个太虚幻的梦,我曾经为这个梦忘记了自己背井离乡的目的。现在,梦醒了,而我已经很痛很痛,痛得连给父母打个电话问声新年好的勇气都没有。

    我没有吃年夜饭,想吃也没有,所有的快餐店都关门了。

    我饿着肚子躺在床上,苦苦追问自己到底还要不要明天?!一年过去了,我依旧是个不成器的王小二。我想了很多很多,想父母、想金子、想妹妹,当然最想我的女儿霜儿,现在她又长了一岁,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,过年了,别人的爸爸都在女儿身边,而她的爸爸却不见踪影,她在想我吗?在想她的爸爸吗?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    我知道这一年,他们都过得不错,平安顺利。

    我知道这一年,我心中满是自找的伤痕,得到了应得的沮丧。

    我甚至无端痛恨起网吧来,总觉得是网吧害了我。此时的我并不知道,网吧将是改变我这一生的重要因素。应了那句古语,“塞翁失马,焉知祸福”。在我的人生中如果去掉这段经历,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今天。

    我毕竟是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人,这个年龄群接触网吧并不是普遍的现象。我的高中同学中,还有一半基本上没摸过电脑,初中同学就更不用说了,七成以上没摸过电脑。因为网吧,我消耗掉了一些青春年华,虽然泡网吧之后,是无尽的颓废与钱财的消耗。

    2000年春节有太多的感伤、太多的无奈,也有太多的反思……

    人家过正月走亲访友,我是在孤独的睡眠中度过的。我有意像戒毒瘾一样地减少去网吧的次数,由一天一次变为两天一次,然后是三天一次,最后是每周一次。我知道网络对我的诱惑太大了,就像香烟对我的诱惑一样,我没办法戒掉。

    草草而乱乱地过完正月,我口袋中虽然还有两千块钱,但我已经不舍得再乱花了。人们都喜欢在新年拟订个新年计划,这一年要如何如何地去干。我拟不了,我只有一个模糊的大方向,没有水彩工笔,只有水墨写意山水,而且还是一幅远景画。

    我无可奈何地陷入新一轮的烦躁中,我明白一件事情,2000年如果我还是照旧一事无成地混一年,金子肯定不再属于我。我很少给金子打电话,我无法编织一个美丽的梦给金子。我怕自己打去的电话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,加快金子寻找新的幸福。少有的几次电话,我还是因为太想女儿了,忍不住打的。

    正月之后,大量的民工又从四面八方涌到了义乌。看着他们风风火火的劲头,我在暗地里讨厌自己,我为什么就不能跟他们一样,甚至跟从前的我一样,安安稳稳地打工,静心地生活?时过境迁,我真的做不到,我的心已经在盲目地一次次地扩张,就像日本侵略者一般,狂妄而不着边际地野心勃勃。日本佬曾想“大东亚共荣”,而我想“全家共荣”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。我知道这个比喻不很恰当,但野心是事实,必须得承认的。

    经过整整一个正月的内心落寞与反思,我决定不能再等机遇了,要主动出击去寻找机遇。于是我自然而然地又想到了永康,因为那里是我拿工资最高的地方。虽然现在不能确定永康会给我带来什么机遇,但我还是想去那里走走,我想找一下老五,打听一下老五的近况。典当行的钱我是不会再去挣了,毕竟风险太大,万一折进去了,这辈子翻不了身是小,连老家都没脸回去了,回去还不让村民们看扁,把我看成狗屎?更重要的是,金子和女儿会怎么看我?

    守株待兔比不想吃肉具有可塑性,而主动出击又比守株待兔更具攻击力与杀伤力,即使这种出击有时带着盲目性。机遇总是被主动出击者一次次捕捉到,他们n次地吃到了肉,让待在原地者流着口水、发着牢骚。

    想好了,我就动身去永康,只是去看看,并没有带任何行李。

    这里要顺带提一下永康。有点儿社会常识的人可能都知道,永康是“五金之都”。在永康市区有座“中国科技五金城”,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,到2000年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。据我所知,2000年中国科技五金城的市场成交额达八十多亿,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。

    到了永康之后,我就直奔原先那个典当行。公司还在,主人也还是李总,但员工已经全换了,一个都不认识,我不由得感叹这世界变化太大了。同时也佩服李总这个人,都出了“让员工跑路”的事,公司还安然无恙地存在,不是件简单的事,要很强的社会背景才可以。

    李总正好在办公室。

    对我的到来李总颇感意外。他问我这些日子在哪儿上班,我告诉他说在义乌一家工厂里做生产主管。李总连说了几声不错不错。瞎扯了几句后,我就问起老五来,我说我想找他玩玩,但是联系不上他。

    李总说他也不知道,自从上次走后就一直没有联系,手机也停机了。我“哦”了一声说:“我联系过老五,手机也是停机的,我以为他会主动打电话给您。”

    “没有,他可能要等风声完全过了才会给我电话吧。”李总说,“对了,你的手机怎么也停机了?”

    我说:“这不是让李总你更放心些嘛,所以我就把卡扔了。”
    第(1/3)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