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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对工人们说，由于房租到期了，我要把厂子搬走，搬到上溪镇去（上溪是义乌比较远的一个镇），如果有愿意跟我走的我很感谢，不愿意跟我走的我不勉强，等工资发了他们就不用再来上班了。

    我知道我这个加工厂里主要是三类人：

    一是跟在老公身边的女人，老公就在附近工地上干活，就是说老公走到哪里，老婆就会跟到哪里；二是跟在父母或是兄弟姐妹身边的人，有“家里人”看管的人；第三类人就是无所谓在哪干的，只要自己喜欢就成。前两类人都是住在这附近的，打死都不会独自挪地方，只能在这附近找活干。第三类人不多，我数了数就七八个。就算这七八个人全跟我走关系也不大，东拼西凑总能找些活给他们干干，这样即使自己亏也不会亏到哪里去。

    结果最终只有四个人同意跟我走，其他人都选择离厂。

    正合我意！

    我打电话告诉陈老板，让他在我搬厂的那天来厂里搬走10台新机器，这样别人根本看不出来我是在收缩，会以为我只是在搬厂。

    一个十足的假象。

    绿叶当然不会明白我这些事，所以她好奇地问我为什么要搬厂，好好地走掉这么多工人。我告诉她说：“厂里没活了，留着这么多工人拿什么来养？”

    绿叶说：“大勇哥你骗谁呢，我知道你永康有很多活，只是你懒得做了，我要打电话同你妈说去！”

    跟绿叶永远也说不明白一件事。

    一天晚上，我正打电话给我母亲，绿叶正好走过来，她说她也要同我母亲说话。我没同意，我怕她满嘴跑火车，所以匆匆挂断了电话。可绿叶不干了，她说她想她妈妈，非得让我打个电话给我母亲，让我母亲喊她妈妈来接电话。我拗不过她，只好照办。

    虽说绿叶是个缺心眼的人，但毕竟是家乡人，与我说着分毫不差的母语。有时累了，烦了，无助了，看到她时总能感觉有个亲人在身边，无形中自己就有了股力量，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。从这点上来说，我应当感谢绿叶。

    绿叶同她妈妈聊天前，我就嘱咐她不要乱说话。开始绿叶同她妈妈聊得挺好的，说些不着边际的“家常”，说着说着就跑题了，蹦出一句：“妈，我同你说，大勇哥发大财了！”

    害得我赶紧抢过手机来，“啪”的一声合上了。不用说，这条消息明天就会在我们村子里传播开来。平添一层压力啊，如果我过年挣不到钱，回家该在村民们面前出丑了不是？当然，这种压力是微不足道的，想时就有，不想就无。我的贫富终究与他们无关，不关他们的痛痒，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。

    没钱时，有钱时，都会想到家人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。这次我没给母亲汇钱，我给金子汇去了三千元。这几年来，我明白自己没有尽到责任。以前是无能为力，现在状况好些了，该补的都得补上。

    其实我并没有将厂子搬到上溪镇，那样太不方便了，我只是就近移了一下，两个村子相隔就几里地。忙了三个多月，突然空下来很不习惯，感觉心里少了些什么。我开始在想，这样下去不行，不能完全被动地“等运气”，我得想想辙，跳过“加工”这块临时的跳板。加工毕竟不是我长久想吃的饭，这碗饭可以吃，但不能长吃，否则会消磨掉我的斗志，乐于安稳。我还得折腾一下，趁年轻，再折腾个十几年没问题。

    当时，钱对我而言已经不是很重要，我没什么地方急需用钱，我的钱就是用来供我折腾的，从这点上来说没压力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。有没有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、对钱的自主权有多大，对于大多数创业者来说都是个问题。我在这方面特别自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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